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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“紅色資本家”榮毅仁的舍得人生

        2021-05-26 14:01 | 作者: 于靜,周春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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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在特定大時代里,榮毅仁的“舍得”人生,成為一部獨一無二的傳奇。

        文丨《中國企業家》記者 于靜

        編輯丨周春林

        頭圖來源|視覺中國

        他是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、榮宗敬的侄子,也是中信公司創始人、國家副主席榮毅仁。

        新中國成立后,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資本家朋友圈里,他是年齡最小、資歷最淺的一位,卻在國家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次運動中,帶頭走在前面,因緣際會成長為“資本家”的一面旗幟、一個標桿。

        他的人生經歷過許多舍,也經歷過許多得。大學讀歷史學專業的他,慢慢參透了歷史運轉的密碼,學會在風起云涌中,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。

        義無反顧的“舍”

        父親垂老,伯父去世,一個哥哥也因常年奔波英年早逝,那個昔日里風光團結的榮氏家族,瀕于凋零,四散求生。風云變幻中,有的人去了香港,也有人去了國外。榮毅仁成為家族里唯一留守的年輕人。

        1916年榮毅仁出生時,家族企業正如日中天。當列強忙于應戰,榮家抓住時機,創造出了一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佳話,成為享譽一時的面粉與紡織大王。等到榮毅仁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,準備大展拳腳,卻沒有等來屬于自己的時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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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46年榮毅仁結婚10周年照。來源:視覺中國

        上海遭受淞滬會戰,榮家產業除了在租借的幾個廠免遭侵害外,要么被火燒掉,要么落入日本人手中。榮家隨潮流在西南艱難求生,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后遷回上海。

        沒有盼來安穩的營商環境,他和父輩卻經歷了一樁樁、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被日本人占領的企業,本以為可以順利接受,卻被官僚資本攔截;官匪合謀把父親榮德生綁架,還幾次三番索要財產;與所有民族資本家一起面對膽戰心寒的“經濟戡亂急要措施”與銀圓券政策,無異于被巧取豪奪;堂兄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嫌疑被上海市警察局押交特種刑事法庭審理;榮毅仁自己也沒有逃掉厄運,因為國民黨官僚之間互相傾軋受到牽連,官方污蔑其為政府提供的面粉是發霉產品。

        開庭審判的日子是1949年5月25日,這一天,如果不是解放軍解放上海,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獄之災。

        種種遭遇讓他對時局感到心寒,而中國共產黨統戰人士也多次與榮毅仁接觸,告訴他新民主主義時期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。榮毅仁逐漸放下戒備,慢慢向中國共產黨靠攏。

        中信時期的助理莊壽倉回憶,“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,是上海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最熱鬧、也是速度最快、變化最大的時期,多次變革、運動,毅公都能跟得上,而且表現不俗,幾次被評為標兵模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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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55年,上海申新紡織公司公私合營后,榮毅仁(右)與公方代表在一起。來源:中企圖庫

       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這位“紅色資本家”英俊瀟灑的一幕:那是在抗美援朝時期,榮毅仁身穿風衣,頭戴法國貝雷帽,扛著大旗,與民族資本家吳蘊初等人一起,走在隊伍前面,號召大家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。

        “三反”“五反”運動中,如果嚴格按照政策規定,榮毅仁難免遭受處罰,毛主席親自批示,“大方些,給榮毅仁劃個沒問題”,最終這位上海最大工商戶被核定為完全守法戶。他覺得,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不同:國民黨的大棒加蘿卜政策,并沒有跟他擰成一股繩,而中國共產黨是真心把他當自家人看。

        他也與其他民族資本家一樣產生過孤獨、彷徨的心態,很多東西在頭腦中打轉兒:“對走社會主義道路,畢竟缺乏認識,沒有思想準備,存在不少糊涂認識,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新中國的命運如何?社會主義事業有沒有前途?”

        “只要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聯結在一起,個人的命運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,是大有希望的。”毛主席回應了他們的疑慮,勉勵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,掌握自己的命運,走社會主義道路。

        回憶起此前在舊社會經歷的種種磨難,榮毅仁漸漸想通,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,只能是殖民地、半殖民地道路,而這條道路對每個真正要做獨立的、正直的中國工商業者來說,都是窮途末路。

        1956年,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,榮毅仁率先把全部企業拿出來交給國家合營。

        遼遠宏闊的“得”

        放棄了榮老板的身份后,他也收獲了之前沒有想過的一切,盡管這條路并不好走。

        1957年,毛主席親自向上海市市長陳毅下達任務,請大家投票,選他當上海市副市長。最終當選的11位副市長中,榮毅仁是4位黨外人士中最年輕的那位。

        兩年后,毛主席、周總理安排他到紡織工業部擔任副部長,管理全國各地紡織業,再次幫他實現實業救國的抱負。他向友人介紹,“我所管理的企業、事業,遠比家族企業大得多。”

        出現在外交場合的榮毅仁雍容華貴,而在國家機關上班時,人們看到的卻是一位平民化的、生活作風簡樸的公務員。

        他關心政治、注意政策。原紡織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陳錦華曾對《中國企業家》回憶,那時候部里寫報告,如果里邊有這樣的話,“根據中央有關精神,來開什么會,來進行貫徹”,他一定要把我找去,問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內容是什么。

        他在乎國家前途,國家也在乎這位從民族資產階級中培養出來的人才。此后經歷的各項運動中,毛主席、周總理都千方百計保全他。

        又過了很長時間,他終于等到可以讓自己的人生再次大放異彩的機會。那是在改革開放后,一群老人準備追回丟失的青春歲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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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91年8月,榮毅仁以全國工商聯主席的身份參加首屆世界華商大會。來源:中企圖庫

        1979年春節剛過,鄧小平召集榮毅仁、胡子昂、古耕虞、盧緒章等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,希望這些原工商業者繼續發揮在工商界的經驗,為國家“四化”做貢獻。決定由榮毅仁出面主持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后,鄧小平對他說,“給你的任務,你認為合理就接受,不合理就拒絕,由你全權處理,處理錯了也不怪你。”

        這相當于拿到一把“尚方寶劍”。莊壽倉稱,自己從未聽他做過原原本本的傳達,方知其用心良苦,不想借此以勢壓人,而是要以理服人。

       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吹響改革的號角,但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,人們對市場經濟一詞仍然諱莫如深,當時的經濟體制還是計劃經濟,經濟活動無不由部委承辦,中信無權無錢,在夾縫中“摸著石頭過河”,舉步維艱。

        制定公司章程時,已經觸及到這個敏感問題。有人認為應該堅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營管理,有人則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一根本不能隨意改變。不能不考慮國家現有體制,又不甘于做個墨守成規的保守派,榮毅仁審慎定下規則: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,按照經濟規律辦事,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。

        公司需要場地建設辦公樓,雖然二環內有很多空地、堆放雜物的倉庫、不能續建的爛尾樓,但業主各有說辭,榮毅仁也從不亮尚方寶劍,而是親自拜訪,走遍東城大街小巷,一家家拜訪。

        國家撥付的200萬元資金杯水車薪,自己多年積攢的1000萬元也交給公司財務,他深知企業發展壯大必須有金融財務支持,但又清楚金融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沖撞最猛烈的地方。發行債券的計劃,不僅受到“既無內債也無外債”傳統觀念的束縛,也遭到金融機構的懷疑與反對,榮毅仁傷透腦筋,幾經周折,請示匯報,疏通渠道,才把反對聲音降到最低,最終得到批準。

        從帶頭開展房地產業務、率先發行國債、開辦銀行,到引進衛星通信、在香港參股國泰航空……中信依靠自己發債借貸、融資創業發展成綜合性企業集團。

        中信集團原董事長王軍在《艱難的輝煌》代序言中寫道:榮毅仁為中信選擇的發展道路是公司化經營、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模式,與當時的計劃經濟格格不入,創業的艱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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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993年,身為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到無錫第一棉紡織廠視察。來源:中企圖庫

        正是靠著他的虛心、耐心、誠心感動了合作方,為自己和公司贏得尊重和威望,也在眾生喧囂中,將市場經濟從中信這個窗口推向更宏闊的遠方。因為他的杰出貢獻,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,榮毅仁當選為國家副主席。

        2005年,榮毅仁因病逝世,直到此時,外界才驚奇地發現,這位新中國成立前的民族資本家,早已是中共黨員。

        參考資料:《榮毅仁的傳奇人生》,中信出版集團、中信出版社,莊壽倉。

        值班編輯:周春林  審校:陳睿雅  制作:崔允琰